徽商儒商与官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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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万历年间有书记载：“富室之称雄者，江南则推新安，江北则推山右。新安大贾，鱼盐为业，藏镪有至百万者，其他二三十万，则中贾耳。”新安即徽州，山右即山西。意思是说，最富有的当属南方的徽商和北方的晋商。清朝国力最为强盛之时是乾隆时代，当时国库存银高达多万两，以国为家的乾隆皇帝却感叹说：“富哉商乎，朕不及也！”他所说的“商”就是徽商。与山陕商人类似，明清两代，徽商主要依靠茶和盐的垄断性经营，积累了大量财富，成为中国最著名的传统商帮。徽商，指的是出自徽州的商人集团。徽州地处“吴头楚尾”，这里山高林密，人口稀少，发展一直较为滞后。晋末、唐末和宋末，北方游牧民族入侵和中原战乱，先后引发了三次大规模的移民潮。北方难民为躲避战乱而大量迁入徽州，这里才开始繁荣起来。据说徽州的名称来自宋徽宗。中国古代有四民之分，农本商末，但这种观念主要是基于统治，而非为了人民生计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货殖列传序》里说：“待农而食之，虞而出之，工而成之，商而通之。……《周书》曰：‘农不出则乏其食，工不出则乏其事，商不出则三宝绝，虞不出则财匮少。’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。此四者，民所衣食之原也。”也就是说，一个社会必须有四个基本行业：有农业，才有饭吃；有虞业（采集业，包括打猎、伐木、捕鱼、采矿等），才能够把重要自然资源开发出来；有工业，才能把各种原料加工成为用具；有商业，才能够把各种货物流通天下。明代王阳明同样主张四民并列：“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，其尽心焉，一也。士以修治，农以具养，工以利器，商以通货。”常言说，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。徽州人经商，也离不开其天然的地理优势。他们最早是向外贩运石材和木材，尤其是南宋初期，首都迁到杭州，城市营建，需要大量的建材；徽州人占有地利之便，从徽州沿新安江下行，就进入浙东富春江，再往下就是钱塘江，最后到达杭州。虽然有崇山峻岭，但水路极其便捷，一路顺风顺水，运输成本很低。徽州地形多山，“其地险狭而不夷，其土驿刚而不化”，适合耕种的土地极少，所谓“七山一水一分田，一分道路和庄园”。为了多一些土地，人们不得不在山上开垦梯田；但山势陡峭，即使十数级梯田，加起来也不够一亩。这种石头缝里求生存的农耕，说起来条件非常艰辛，远非平原地区的人们所能想象的。穷则思变，徽州人不得不另寻出路，吴日法在《徽商便览》中说：“吾徽居万山环绕中，川谷崎岖，峰峦掩映，山多而地少。遇山川平衍处，人民即聚居之。以人口孳乳故，徽地所产之食料，不足供徽地所居之人口，于是经商之事业起。”“人人皆欲有生，人人不可无贾矣。”人地矛盾的压力之下，经商逐渐取代农业，成为徽州人的“第一等生业”。据说在徽州成人男子中，有超过七成的人以经商为生。徽商因此而闻名天下。“丈夫志四方，不辞万里游。”按照徽州当地的风俗，一般男孩子从十几岁就要跟着长辈外出，从伙计开始，学着做生意。如果学徒期未满就回家，或者生意蚀本，空手而归，都会被家乡人看不起。所以，从一开始，徽州人就有一种破釜沉舟的意志，他们背井离乡，别妻离子，一年到头四处奔波，为了生意，兢兢业业，不遗余力，不成功便成仁。徽州人“诡而海岛，罕而沙漠，足迹几半宇内”，胡适先生因此把徽商称为“徽骆驼”。对经商的追求，徽商比之于晋商和陕商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有时候他们数年才能回家小住一次，大多数人都要等到年老体衰，才回家养老，真是少小离家老大回，黑发出门白发归。一首《新安竹枝词》写道——健妇持家身作客，黑头直到白头回。儿孙长大不相识，反问老翁何处来。无徽不当在传统的中国社会，商人属于“四民”之末。但徽州人从思想观念上颠覆了这一偏见，宣扬“士、农、工、商皆为本业”“士商异术而同志”“四民异业而同道”。在徽州人看来，“读书贵矣，但农、工、商、贾各专一业，便非不肖子孙”。保留至今的徽州黟县西递村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“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名录”，这里有一副著名的楹联：读书好，营商好，效好便好；创业难，守成难，知难不难。徽商经营的商品，以“盐、典、茶、木为最著”。徽州有丰富的茶叶和木（竹）材资源。特别是明清时期，茶叶不仅是中国人的必需品，后来还发展成为中国出口到全世界的重要商品，徽州商人因此迅速壮大，商业网络甚至延伸到国外。与茶叶类似，盐也是徽商得以纵横天下的核心商品，和晋商陕商一样，徽商因茶盐而起。明朝初年，以“开中法”解决军需，“召商输粮而与之盐”，一批徽州商人成为盐商。弘治时期，开中制改折色制，两淮和江浙地区成为盐业贸易的中心，徽商近水楼台先得月，逐渐取代山陕商人，执中国盐业之牛耳。因为盐业属于明清两代政府的财政支柱，实行官督商销的垄断政策，徽州商人依靠官商身份，获得了高额垄断利润，积累了大量财富。明朝时期就不乏百万级的富商，歙县盐商“以盐筴祭酒（总商）而甲天下者，初则黄氏，后则汪氏、吴氏，相递而起，皆由数十万以汰百万者”。值得一提的，嘉靖年间著名的倭寇首领汪直原本也是一位徽州盐商，后来成为从事海外贸易的大海商。海禁时期，他以日本为据点，从事武装走私。当时很多走私海商（海盗）都将头剃成日本武士的发型，变身为对抗明廷的“倭寇”。汪直自称“徽王”，几乎控制了东南亚与中国、日本之间的交易。汪直吸引来中国和葡萄牙的商人，使平户成为一个繁荣的贸易港。嘉靖三十八年（年），汪直死在杭州，而此前招安他的是另一个徽州人——浙江福建都御史胡宗宪。入清之后，徽州盐商的资本更是发展到了千万级别。徽商汪福光手下仅运盐船就上千艘，所销之盐占淮盐之半。徽商与扬州密不可分，与其说扬州因盐而兴，不如说是因徽商而兴。从明代中期到清代乾嘉年间，两淮盐商均以徽商为主体。据《扬州画舫录》记载，扬州的著名徽商有马、鲍、郑、巴、江、黄、吴、徐、程九个家族，共八十一人。徽商称雄扬州，不仅人数众多，更重要的是他们资本雄厚。扬州从事盐业的徽商，掌握着超过四千万两银子的资本，真正是富可敌国。陈去病《五石脂》中这样说：“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，扬盖徽商殖民地也。”典当业作为古代中国的民间银行机构，在传统商业占有重要的地位。明清两代，徽商在典当业实力非凡，乃至有“无徽不当”之说。不像其他大宗商品交易，经营当铺需要大量的专业知识，徽州休宁人便长于此道——“治典者亦惟休（宁）称能。凡典肆无不有休（宁）人者，以专业易精也。”除了茶、盐、木、典，徽州商人在粮食、棉布、丝绸、土漆等方面也极其活跃，特别是笔墨纸砚——即歙砚、徽墨、澄心堂纸、汪伯立笔等俗称“文房四宝”，徽州人几乎拥有垄断性的地位。在餐饮、旅店、药材、杂货、出版、渔业等方面，也不乏徽商的身影。分家不分店清代有一部笔记小说中，讲述了两个徽州商人靠一文钱起家的故事。两位安徽商人到苏州经商，遇到灾祸，沦落为乞丐。晚上二人栖身在破旧的古庙中，甲唉声叹气，感叹如今一文不名；乙从身上摸出一文钱，说还有一文钱呢。二人破涕为笑，想来想去，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。他们用这一文钱买了一些面粉，调成浆糊，然后用捡来的鸡鸭羽毛、破纸竹片，做了许多玩具，在集市上卖给妇人小孩，结果赚了几千文。他们就这样做了两年玩具生意，竟也积攒起一笔不小的资产，便在苏州城开了一家大商铺，名字就叫“一文钱”。实际上，无论做哪种生意，都需要大量的资本，盐和茶更是如此。在清代两淮盐场，经销一纲盐，往往需要两千多万两本银。如果经营茶叶，就要在茶叶采摘之前先付茶农定金，缴付税款，再加上茶叶的采摘、加工、包装和长途运输，没有巨额资金根本不行。徽商的这些本金，一般都是来自宗族范围内的借贷。因为借贷发生在同乡同族内部，所以一般利息较低，甚至无息，这使得徽商能够以较低的资金成本，获取最大的商业利润，从而发家致富。作为传统商帮，徽商与陕商、晋商一样，都有浓厚的宗族文化色彩。山陕商人建设了大量的山陕会馆，供奉着关公；徽商也修建了许多会馆，供奉的是朱熹。徽商完全依据血缘和地缘关系，形成了一个非常牢固和信任的商业共同体，在组织内部休戚与共，齐心合力，形成极强的竞争力，“挈其亲戚知交而与共事，以故一家得业，不独一家食焉而已。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，下亦至数十家数家，且其人亦皆终岁客居于外，而家居者亦无几焉”。很多经济史学家在谈起古代中国未能出现资本主义时，常常将矛头指向中国的分家传统。西方观念中，一般由长子继承家产，中国则由多子平分，这导致财富分散化，难以形成大的资本。徽商则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。他们在许多不同的行业中，常常以合资经营的方式，保证了资本的完整性。如歙县盐商鲍志桐与家居仰山的堂兄合资经营，十年时间积累上万资产。徽州人通常是“分家不分店”，非商业性的一般田产和房屋可以分，但店铺与公田不能分，这一方面避免了资本的分散，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宗族的凝聚力。每个人名下的资本以股份形式投入经营，资本拥有者以投资者身份获得相应股份和分红，这是一种良性循环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家族中人还可将自己的闲散资金作为“附本”投入，在获得商业回报的同时，也扩大了经营资金的来源。无徽不成镇徽州人大多都是南迁的中原士族后代，在长期的战乱和迁移中，宗族文化得到了极度的强化，再加上程朱理学的影响，徽商非常注重宗族传统和儒家文化。这是农民色彩强烈的山陕商人无以比拟的。徽州人一般聚族而居，经商也是一种全族行为，因此商业组织往往是家族性的，举族上下成百上千人，根据每个人的性格特长，构成一个牢固严密的商业团体。对徽商来说，他们不仅修建会馆，更喜欢修建宗族祠堂，将族谱和祭祖看得特别重。歙县汪氏家族《汪氏谱乘》开篇写道：吾汪氏支派，散衍天下，其由歙侨于扬，业卤两淮者则尤甚焉。居扬族人，不能岁返故里，以修禴祀之典，于是建有公祠。凡值春露秋霜之候，令族姓陈俎豆、荐时食，而又每岁分派族人专司其事。数十年来，人物既盛，而礼文器具未尝稍弛。徽商一生漂泊，就是为了一朝发迹，衣锦还乡，光宗耀祖。对徽商来说，宗族是其生存的根本，不仅资金和人才来自宗族，而且其管理和文化也完全来自宗法传统。可以说，没有强大的宗族文化，就不可能有徽商。不同于陕商和晋商，徽商更注重儒家教育，贾而好儒，“贾者力生，儒者力学”。经商是为了生存，尊儒才能上进，所谓“贾为厚利，儒为名高”。与北方的山陕相比，徽州的教育水平在明清时期达到相当高的程度，“十户之村，不废诵读”。家族重视，商人资助，延请名师，建设各种学堂试馆，从而徽商中人才辈出，有“连科三殿撰，十里四翰林”之说。明清时，徽州五县就出了个进士。中国现代史上赫赫有名的胡适先生就出身徽商家庭。古代中国是“学而优则仕”，“官（士）”为四民之首，“商”为四民之末，有这些徽州子弟担任高官，徽商自然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政治话语权，他们的商业利益也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护。如出身徽商世家的徐承宣官工科掌印给事中时，“扬州五塘关政滋弊，承宣谓此关外之关，税外之税也。慷慨力陈，一方赖之”。与喜欢买虚职官衔的山陕商人相比，徽商对“官”与“商”的结合更加紧密，他们的行为作风，基本摆脱了底层农民的色彩，体现出精英化的士大夫情结；用戴震的话说，就是“虽为贾者，咸近士风”。就徽商而言，儒教伦理与商业主义精神结合得非常紧密。由仕而商，多少也是有些迫不得已。从明到清，中国人口增加了几倍，但入仕名额并未增加，科举竞争极其激烈，中举者不到1%，大批落榜秀才只能走上经商之路。经商需要记账立约，读书人从商比较容易。《丰南志》记载，明末就有“士而成功也十之一，贾而成功也十之九”之说。歙县《竦塘黄氏统宗谱》中记载，黄崇德弃儒从商，到山东贩盐，最后成为大商人。徽商与他们的祖先一样，以经商的方式继续着移民生活；他们随着生意的发展而散落各地，但仍保留着宗族这个牢固的纽带。徽州人走到哪里，哪里就会因商业而繁荣起来，因此便有了“无徽不成镇”之说。胡适先生对徽州人有一段评论——徽州人正如英伦三岛上的苏格兰人一样，四出经商，足迹遍于全国。最初都以小本经营起家，而逐渐发财致富，以至于在全国各地落户定居。因此你如在各地旅行，你总可发现许多人的原籍都是徽州的。例如姓汪的和姓程的，几乎是清一色的徽州人。其他如叶、潘、胡、俞、余、姚诸姓，也大半是源出徽州。金钱与堕落尊儒传统使得徽商与陕商、晋商极其不同，徽商作为民间商帮体现出深厚的文化底蕴。明清时期，官僚阶层都是读书人出身，商人要在官僚统治下生存，有读书人身份无疑要优越得多。徽商传统上重视教育，教导子弟熟读经书，不是进入仕途为官，便是下海为儒商。因为这种“师出同门”的机缘，徽商与官僚的关系更加密切，如鱼得水，相得益彰；共同文化语境下的官商一体，一方面使徽商能够依靠权力的庇荫而一支独大，另一方面也导致徽商后来随着传统权力的瓦解而走向没落。有清一代，徽商几乎垄断了两淮地区的盐业，扬州盐商大多出自徽州。康熙和乾隆多次驾临扬州，徽商每次极尽逢迎。可以说，康熙皇帝六次南巡、乾隆皇帝七次南巡，这些费用也都由徽商所出。有人推算，扬州盐商手中积累的商业资本基本与清朝国库不相上下。因为盐业专卖制度，徽商与官府自然结成利益共同体。为了使这种关系更加可靠，徽商非常鼓励天资聪颖的子弟走读书科举之路，这已经不像早期那样，让孩子优先学做生意。小生意固然可以不需要官府背景，但大生意如果没有官府支持，根本难以为继。对资产丰厚的徽商来说，最保险的办法莫过于让自己的子弟当官做后盾。据嘉庆《两淮盐法志》记载，从明洪武后期至清嘉庆前期，两淮共有陕西、山西、徽州籍科举职官人，其中陕西96人、山西21人，而徽州多达人，占71%，远超山陕商人。清中后期的政局中，出身徽商的官吏群体已经崭露头角。如出身盐商的曹文埴、曹振镛父子，二人都曾担任军机大臣，并历经乾隆、嘉庆、道光三朝。根据何炳棣先生在《明清社会史论》中的统计分析，明代科举中，平民出身的进士约占总数的50%，清代则减至37.2%；而出身官宦之家者，则由明代的50%，升至清代的62.8%；可见平民向上流动的机会已经减少。清代，尤其清代后期，大行捐纳制度，富与贵紧密结合，有钱才能做官，做官才能有钱。朝中有人好做官，朝中有人更好经商。官府与徽商之间存在一种默契，这些徽商子弟不仅被准许在行商省份附籍入试，还享有另立学额的优遇权；这样一来，其子弟的中举率要远远高出常人许多。如果家族中没有当官的，就只能用各种方法巴结官员。为此，徽商不惜慷慨解囊，为朝廷捐输报效，用大把的金银对盐政衙门和盐官“效忠”。徽商鲍志道是乾隆年间的两淮总盐商，他先后向清政府捐赠白银万两，粮12万余石。清朝盐业实行官督商办，就是国家只出售限量的许可证，而不直接买卖食盐。在完全的垄断体制下，乾隆时代食盐的购价与销价相差三四倍。徽商与官府的畸形关系，催生了扬州奢靡的消费文化。徽商“侈靡奢华，视金钱如粪土，服用之僭，池台之精，不可胜纪”，“衣服屋宇，穷极华靡，饮食器皿，备求工巧；俳优伎乐，恒舞酣歌；宴会戏游，殆无虚日，金银珠贝，视为泥沙；……骄奢淫佚，相习成风。各处盐商皆然，而淮扬尤甚”。为了讨好官吏和皇帝，徽商热衷于修建园林、豢养文人和妓女，也使徽班和徽菜盛极一时。与《清明上河图》齐名的《扬州画舫录》出自清代画家李斗之手，它逼真地描绘了扬州徽商的奢侈生活。用经济史学家何炳棣先生的话说，徽商生活腐化是其自身的需要，不只是为了享受和炫耀，因为他们要以此来结交和贿赂官员。徽商的没落亦官亦商，亦儒亦商，这并不是说徽商的生意毫无风险、稳赚不赔。在中国传统观念中，商人是“富而不贵”，虽然有钱，但却没权，因此社会地位不高，他们既是官府的小肥羊，也是官府的替罪羊。权力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。随着清后期财政越来越吃紧，徽商的压力也越来越大。乾隆时，盐税每引只有12两，之后就徽商需要缴纳的税费越来越多。羊毛出在羊身上，超高的负担最后必然会转嫁给食盐者。盐价高涨，以至于吃盐花费占到普通人收入的三成到四成。官盐吃不起，私盐日渐泛滥，徽商处境日益艰难。道光十一年（年），两江总督陶澍为革除淮盐积弊，对盐业专卖制度实行改革，改行票法，运销分离之后，剥夺了徽商对盐业的垄断特权，这对徽商构成致命打击。徽州盐商受惠于官府的庇护，凭借其垄断地位才获得高额利润，从而积累了大量财富。据乾隆年间的统计，两淮产盐在当地每斤值钱十文，加上税银七文，每斤成本值钱十七文；而运销到湖北等地，每斤可以卖到五六十文不等。盐商向来是徽商的中坚力量，就因为官府的不支持，一下子失去举足轻重的传统地位，沦为普通盐商，真所谓“成也官，败也官”。江春的遭遇堪称徽商盛极而衰的一个缩影。江春长期担任两淮盐业总商，袁枚称之为“以布衣上交天子”“身系两淮盛衰者垂五十年”。江春一方面通过盐业特权获得了巨额财富，另一方面又因为报效捐输和无度挥霍而千金散尽，最后竟陷入了“贫无私蓄”的困境。乾隆五十四年（年），曾经富可敌国、官至一品的江春贫病而死，身后没有留下什么家产，其子江振鸿几乎沦为乞丐。实际上，晚清著名“红顶商人”胡雪岩比江春更能代表徽商的命运。胡雪岩年轻时在钱庄做伙计，资助王有龄赴京补缺，王后来官至浙江巡抚，胡雪岩因此发迹。王死后，胡雪岩投靠左宗棠，协助其办洋务，创建福建船政局，订购西洋军火。胡以此为资本，从事贸易，在各市镇设立商号，广泛涉及典当、丝、茶、药诸业，利润丰厚，短短几年，家产超过千万。晚清时期的大官僚和军阀身边，都少不了这类“红顶商人”为其运作资金：李鸿章用盛宣怀；左宗棠用胡雪岩；张之洞卸任山西巡抚后，公私业务仍由平遥“百川通”票号打理。胡雪岩主要依靠左宗棠的权势，帮助清政府借款、买办等特殊的政商生意，并借助这些高官和军队的公私存款，进行包括钱庄、当铺、药局和生丝进出口等生意。当时胡雪岩名声之大，几乎天下皆知。《异辞录》记载，胡雪岩“藉官款周转，开设钱庄，其子店遍布于南北，富名震乎内外。官商寄顿钱财，动辄巨万，尤足壮其声势”。“雪岩”二字本为“冰山”之意。胡雪岩最得意时官居二品，赏穿黄马褂，被称为“活财神”“江南药王”。转眼失势，便成为千古罪人，“亏欠公项及各处存款为数甚巨”，落得家产尽没，郁郁而终。晚清时期，天灾人祸频发，太平天国战争引发长时间的兵燹劫难，这对徽商的打击更加沉重和致命。曾国藩曾描述到：“自池州以下，两岸难民，皆避居江心洲渚之上……老幼相携，草根掘尽，则食其所亲之肉。……徽、池、宁国等属，黄茅白骨，或竟日不逢一人。”徽商云集的扬州明末时曾被满清八旗屠城，晚清时再遭厄运。南京是徽州木商的集中地，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“禁商”，“天下农民米谷，商贾资本，皆天父所有，全应解归圣库”。清军与太平军在皖南展开拉锯战，十村九毁，十室九空。战争过后，在洋商和洋货的冲击下，徽州茶叶、生丝和棉布贸易也一落千丈。同时，清政府对典当业进一步提高税率并预征典税，再加上现代银行业的兴起，颇受徽商倚重的典当和钱庄也遭受重创。在帝国的余晖下，曾辉煌几个世纪的徽商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。英国与中国在茶叶贸易上存在巨大的逆差，英国试图以鸦片贸易来平衡贸易逆差，结果引发了鸦片战争。战争之后，印度茶叶逐渐取代了中国茶叶在国际市场上的垄断地位，徽州茶商一蹶不振；再加上落后的加工技术和高额的厘金，这场灾难完全是灭顶式的打击，不仅茶商破产，连带徽州的茶农也深陷困境。一些史料记载：“今日东洋产绿茶，印度产红茶，均免出口税，则又用机器制造，成本甚廉，行销甚广。故中国之茶日形壅滞，无不互相贬价，年甚一年，近来各商罢业居多，综合出口茶叶，较之从前销数十绌其四五矣。”当时的皖南茶厘总局的资料记载，光绪十一年（年）至十三年（年），亏本自三四成至五六成不等，已难支持；十三年亏折尤甚，统计开银将近百万两，不独商贩受累，即皖南山户园户亦因之交困。在整个徽州地区，“以业茶破家者十有八九”。作为传统商人，徽商所经营的商品属于传统的手工业制品；随着晚清现代大变局，价廉物美的西方工业产品大量进入，如文房四宝被钢笔墨水取代，传统手织棉布被机织布取代。更残酷的是传统商业知识被时代淘汰，一些传统行业直接被新兴产业颠覆，如银行取代了钱庄。在这场天翻地覆的历史大变局中，比徽商更有地缘优势的广东和江浙商人，与西方殖民势力和军阀官僚结为新联盟，在商业和经济领域占据了优势地位，徽商被完全边缘化。应当承认，徽商之所以在清朝末期衰落，更深一层的原因是传统儒家文化的衰落。在全球化的现代浪潮涤荡之下，中国传统社会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变革和震荡。徽商所依重的茶丝国际贸易江河日下，盐业经营也陷于崩溃。事实上，徽商与陕商、晋商殊途同归。传统商帮的没落，只不过是大清帝国走向末日的一个缩影而已。徽商的遗产顾炎武说：“新都勤俭甲天下，故富亦甲天下。”徽商崛起于草根，在创业之初，必然离不开勤俭节约，这样才能积少成多，由小到大，积累起原始资本；即使经商发家之后，依然讲求“家居务为俭约，大富之家，日食不过一脔，贫者盂饭盘蔬而已”。徽商和晋商一样，都是农业时代的传统商人，崇尚“以末致财，用本守之”。经商致富之后，不是置地就是盖房，积累起来的财富往往都变成可见的土地和建筑，不是“田连阡陌，富甲一方”，就是“堂构田园，大异往者”；有的竟至“田地万亩，牛羊犬马称是，家奴数十指”。因为受儒家文化的长期浸染，徽商将大量的资金用来修建会馆、义庄、祠堂和祖坟，置买族田，此外还要修订家谱，开办义学、试馆，兴建藏书楼等。从好处说，这种观念有慈善和反哺乡梓的一面；从坏处说，过度的挥霍和乐善好施也消耗了资本，损害了“扩大再生产”。对今天的人们来说，徽商已经成为历史，但他们的遗产仍处处可见，如著名的徽派建筑和江南园林，如被称为“国粹”的京剧。徽商赋予徽派建筑富贵及高雅的独特气质。行走在古老的徽州，但见“粉墙矗矗，鸳瓦鳞鳞，棹楔峥嵘，鸱吻耸拔，宛如城郭，殊足观也”。可以想象，当年就是这样一片山清水秀、人杰地灵的地方，孕育了引领中国商业数百年的徽州商人。徽州建筑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的“天人合一”居住文化，徽州的“三雕”——木雕、石雕和砖雕尤为传神。每一处楼阁、门坊、廊柱、梁架、栏杆、窗户，都精雕细刻；主题多样，含义隽永，或神话传说，或名人典故，或奇珍异兽，或风景山水，或市井百态，或田园牧歌。这一切都让人浮想联翩，不禁感慨所谓“诗意的栖居”。美国史学家白铃安曾花巨资买下黄村的古老建筑荫余堂，漂洋过海搬到波士顿，被搬到美国的零件包括个木构件、块石片和当时摆放在屋内的生活用品。汤显祖曾说过：“一生痴绝处，无梦到徽州”。徽派民居以高深的天井为中心形成的内向合院，四周高墙围护，雨天落下的雨水，从四面屋顶流入天井，俗称“四水归堂”，这也形象地反映了徽商“肥水不流外人田”的心态。错落有致的马头墙又是徽派整个建筑的点睛之笔；不仅造型精美，更融合了古人的智慧。传统民居多是木质结构，村落聚居，最怕失火；在遭遇火灾时，马头墙便是防火墙，可阻断火势的蔓延。因为徽州地处偏远，大量白墙黛瓦马头墙的明清建筑保留至今，依然完好无损。特别是徽州的牌坊群，几乎为全国所仅见。著名的许国牌坊规模宏大，两座建筑，前为三间四柱三楼，后为两侧单间双柱三楼，所用石料质地精良，且巨大无朋，梁枋、栏板和斗拱上都有各种精美的立体雕塑，极其罕见。徽州之外，徽商还在江南地区留下大量鬼斧神工的私家园林，今天大都成为让人流连忘返的旅游胜地。或许有人不知道，京剧与徽商也有一段渊源。在徽商的会馆文化中，戏曲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，实力雄厚的徽商拥有许多戏班，一般以昆曲和皮黄为主要戏曲样式。作为一个显赫的精英阶层，徽商的审美偏好影响了整个社会，戏曲行里的“徽班”风靡一时，有所谓“无徽不成班”之说。徽商可“布衣交天子”，徽班也连带着受到了皇帝的青睐。乾隆五十五年（年），乾隆皇帝八十大寿，徽商江鹤亭在扬州组织了一个徽班进京祝寿，没想到一下子轰动京城。这样一来，又有三家有名的“徽班”也去了北京，这就是著名的“四大徽班进京”。徽班很快成为北京戏曲舞台炙手可热的主角，“戏庄演剧必‘徽班’。戏园之大者，如‘广德楼’‘广和楼’‘三庆园’‘庆乐园’，亦必以‘徽班’为主。下此则‘徽班’‘小班’‘西班’，相杂适均矣。”此后，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革新，最后诞生了中国戏曲文化的最高成就——京剧。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#个上一篇下一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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